联想到不久前国家发改委要求降低高中择校费直至完全取消高中收费，我认为中央的决策者已充分认识到提高普通劳动者工资和国民基本素质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并且打算用实际行动逐步推进之。这是一个好现象，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时代开始终结，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启动，虽然尚缺乏一个整体的计划和完善的配套方案。

　　前车之鉴在此：我们今天的时代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有不少相似之处：劳资关系紧张，产品大量积压，文化消费水平极低，失业率增加。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142美元，一跃而超过美国，除了衣食住行在亚洲人中水平最高，教育的普及率也非常高，高中升学率90%以上，大学升学率34%以上。中国改革开放快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都是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低工资、低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的道路，“国富民穷”的特征日益明显，后继乏力的本质日渐突出，并以公民普遍的“过劳”和环境普遍的恶化为表征。工资结构也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工资增速总体上低于gdp增幅，更低于财政收入增幅；一是行业差距巨大；二是薪酬大部分向高层管理者倾斜；四是工资的身份歧视极为明显。

　　在这样的工资结构下，提高普通员工的工资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创造力、竞争力最终要落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个人身上。个人才是最小也是最顽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民为邦本，民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富，民弱则国不可能长久强盛。

　　在这方面，后起之秀印度已经在和我们进行一场“龟兔赛跑”和龙象之争。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2005年底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近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8.9%.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工资增幅还要考虑gdp增幅，中国的薪酬增幅明显低于gdp增幅，而印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质的不同，前者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富国寡民，后者则藏富于民。

　　因此，检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我以为必须引入两个新概念：一个是薪酬增长率适当高于gdp增长率的概念，另一个是薪酬结构公平的概念。上海日前发布的2007年度企业工资增长的平均指导线为9%，上线为12%，下线为3%.个人认为，像这样的涨薪标准就是“失败”的。首先，它没有确定薪酬涨幅高于gdp的标准，其次，它没有确定低收入阶层涨幅必须远高于高收入（特别指管理层）阶层的公平标准，将使更大的不公平隐藏在“平均涨幅”的歌舞升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