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

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为什么它会有今天？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这是一个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人们在绝望的时候，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

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当然也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国民政府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这些人才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的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多少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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