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认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这些灰色收入的主体是那些高收入人群。纳入灰色收入后，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灰色收入，主要是因为存在大量的权力寻租。包括公共部门的“腐败”和“漏损”（例如工程款项目上的寻租）、行政审批（例如土地审批和医药审批）产生的私下交易往来、金融低利率下导致的资金借贷寻租，以及垄断行业高收入导致的工资差距，垄断收入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一些行政垄断。

　　值得深思的是，4.4万亿元的灰色收入被藏匿证实了高收入人群有隐瞒收入的能力，那么财税部门应该削弱该人群在这方面的能力。但是，很多处于市场化初级阶段国家（例如拉美一些国家）的经历告诉我们，它们的一些政策往往采用迂回的路径：不是查明和甄别灰色收入的来源，而是扩大税基，将辛苦赚取薪水的中产阶层纳入“税基”之中，也就是说，部分政策的效果，往往不是合理地纠正富人们的灰色收入，而是削弱中产阶层的诚实所得。这些国家的历史也证明，这是不明智的，甚至是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