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是5月8日媒体报道：今年劳动节，“过劳模”这个全新的词语进入人们的视野。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基本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工作强度可能比“劳模”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对京、沪等四大城市的调查，已经有7成白领成为“过劳模”。

    另一则来自同日出版的《瞭望》杂志：截至2006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67万余例，其中仅尘肺病已累计死亡14万多例；1991年至2006年累计发生中毒38412例，其他职业病21708例。“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数据是，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超过2亿。”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2005年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将职业病危害定性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一个生命所遭受的损耗或非正常消亡，并不因为他是白领或精英而更让人痛心，也并不因为他是农民工或草根而让人不那么痛心。如果说，7成白领的“过劳模”现象，是一株根植于时代土壤的树木，那么，我国劳动者普遍负荷的“过劳”压力，以及所受职业病或劳动安全之危害，则是一片不能避之不见的树林。这是一个事实：当劳心者坐在空调房中“过劳”之时，更多的劳力者同样在户外“过劳”着。当白领阶层频现“过劳死”之时，蓝领阶层也出现了更多的劳动安全问题或职业病例。这已然是无法用职业或阶层来划分的了。

    就此而言，两则报道相得益彰地描摹出了一个“疲惫的中国”的形象。那么，什么是这个形象背后真正的问题，什么是导致劳动者普遍“过劳”的原因？自然不仅仅是报道所指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当大多数人都无能幸免于“过劳”之时，我们必须看清的，是一个中国劳动力资源不得不处于“掠夺性开采”的深层原因。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掠夺性开采之下，没有哪一个群体是真正的幸运者。

    这样的一种掠夺性开采，不仅使劳动力资源遭受着“过劳”、职业病等所导致的严重损耗，更意味着我国的人力资源长期维持一种“廉价劳动力”的“美誉”。这正如专家所指的，中国所面临人力资源的瓶颈，并非如许多发达国家那样的人力短缺。如果可以借用美国总统布什称美国人对石油“上瘾”的说法，也可以讲，中国经济发展对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上瘾”，这就是中国人力资源对下一步经济发展的瓶颈。

    更重要的还在于，法制的无力也进一步恐固了这种对于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的做法。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直到目前，“过劳死”尚未被纳入我国有关职业病的法律系列之中。2004年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视同工伤。恰恰把过劳死排除在外。同时，面对强大的资本暴力，工业化的强劲进程，以及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现实，现行关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立法及司法资源却严重不足并滞后。

    “一个疲惫的中国”，以及其所意喻的劳动者普遍面临的劳动权益保障缺失的现状，已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剥削”一词淡出时代的语境久矣，但是，如何杜绝人力资源所遭受的“掠夺性开采”困境，如何从权利保障以及法制建设入手，让国民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快乐，并且更好地享受生命，已是一件关乎民生，更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