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上有个“囚徒困境”的故事：两个疑犯被分别关在不同屋子里。警察告之：

　　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两人都坦白，各判5年；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8年。于是，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自己坦白，同伙抵赖。为了追求最优结果，两人都选择坦白，却各判5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只需各判一年。）囚徒困境揭示：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高学历运动”就陷入了“囚徒困境”当中。说起危害，信手拈来：国家花大钱培养“小工”，谁都明白亏了本；高学历者辛苦好多年，到头来牛刀只好往鸡脖子上按；用人公司也要损失，因为牛刀是不会安心于杀鸡的，为了更好前途，跳出“鸡窝”是时间问题。理虽如此，但似乎没有人觉得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国家加快培养高学历人才不对吗？能招到博士用人公司凭什么要硕士呢？各方自认最优选择的土壤上，长出的却是一朵朵集体非理性的“最大浪费”。

　　谁来打破人才消费的囚徒困境？以目前形势看，希望只能寄托在教育部身上了：高等教育扩招步子很快，数量提高，质量下滑，肚里没货的本科生，岂不是只能干专科生的活？

　　要打破“高学历运动”的“囚徒困境”，教育管理者就不能低着头光顾走自己那条“高学历者多多益善”的数字发展道理，还需要多一些全局调控的意识。